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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洋教头”的第一个“中国年”：教泰拳，享美食******
中新网漳州1月10日电 (张金川 廖珍妹)“过来嘛，手、肘、腿、膝……”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溪搏击俱乐部内，来自泰国清迈的泰拳教练库鲁，正和学员们实战对打，教学现场格外火爆。
“再来2个、3个……”在库鲁的口令声中，学员手脚并用，连续击打鞋靶，格斗搏击的声音响彻全馆。
现年42岁的库鲁，7岁开始练拳，2015年获泰拳大师C级证书，2016年后相继获泰拳教练执照B证、A证证书，从事泰拳教学已14年。
泰拳教练库鲁(右)和学员实战对打，现场十分火爆。 张金川 摄“拳术，在泰国是一项大众普及、影响力很广的运动。”库鲁告诉中新社记者，在泰国，他曾有自己的拳馆；拳馆关闭后，他去过巴西、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教授泰拳。
库鲁此次来到漳州已有两个月，现为龙溪搏击俱乐部的唯一一位“洋教头”。刚开始时，他只会讲英语，与教练、学员交流要通过龙溪搏击俱乐部负责人阮沈滨来翻译；现在，他也能讲些简单的中文了。
“学员们通过他的动作示范，都能领会他的教学要领。”阮沈滨调侃道，别看库鲁教学时有点“鬼哭狼嚎”，但氛围非常好，学员的力量能被他激发。
泰拳教练库鲁(右)和学员实战对打，现场十分火爆。 张金川 摄据阮沈滨介绍，新冠疫情发生前，当地练习泰拳的人不少，高峰时俱乐部有700多名学员，先后有6个泰国教练及俄罗斯、乌克兰教练来执教；受新冠疫情影响，那些“洋教头”相继离开了。
“疫情前，我基本每一年都来中国教拳。”库鲁自称“很爱往中国跑”，但此次来漳州执教，是他第一次来福建，也是疫情发生后首次来中国。他希望今年开始泰拳培训和交流能够更频繁。
六年前首次踏上中国后，库鲁曾在陕西西安、甘肃兰州、吉林、贵州等多地执教。“到中国后，我很惊讶，中国人很多人喜欢泰拳。”
泰拳教练库鲁(右)和学员实战对打，现场十分火爆。 张金川 摄泰拳主要运用人体的双拳、双腿、双肘、双膝这四肢八体来进行攻击，具有较强的杀伤力，被称为“八臂拳术”“八条腿的运动”。在库鲁看来，泰拳动作简单、上手快，普通人练习泰拳，既能习得一技之长，用作个人防身，又能减肥和强身健体。
在龙溪搏击俱乐部的同事眼中，库鲁是个“吃货”，也是中国电影的“铁粉”。
“最喜欢吃烧烤配点小酒，还要加很多辣才够爽。”喜欢重口味的库鲁觉得漳州饮食偏甜，“中国啤酒太淡了，喝起来像水；白酒又太辣了，喝不下去。”
除了酷爱吃烧烤，库鲁在中国最开心的是可以看很多中国电影。聊起电影，库鲁两眼放光，兴致颇高，“我也是通过中国电影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的。”
库鲁(右)带领学员学泰拳。 张金川 摄库鲁七八岁就开始爱看中国电影。他说，最喜欢的电影有刘德华、吴倩莲主演的《天若有情》，成龙主演的《醉拳》等；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有王祖贤、黎明、周星驰等。
春节临近，漳州市区张灯结彩，街上挂起了红灯笼、中国结、福字，让库鲁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年味。他说，中国人很喜欢红色，红色在泰国代表了“lucky”(幸运)，他也很喜欢红色。
“泰国新年是‘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有3天假期，而中国农历新年假期长达7天，同事们打算带我去串门、唱歌，还有吃我最爱吃的烧烤。”留在漳州过年的库鲁，对他的第一个“中国年”充满期待，“我要吃遍中国美食、看遍中国电影。”(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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